戴维·蓝普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现任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
记者：蓝普顿先生，作为一名常年观察中国情况的专家，你怎样评价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蓝：我有三点观感：一是1989年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措施不但不能削弱中国政权，反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国的政权得到加强。美国先前执行的台湾政策，尤其是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的举动也强化了这种趋势。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使得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富裕层面扩大，民众把自身利益与新体制联系在一起，热情地支持这一进程。三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新一代领导人专业化程度普遍高于以往。他们敢于面对问题，对管理和经济很在行，并且熟悉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衡量工作的得失。
记者：中国近年来取得显著进步是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结果。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对两国关系有何影响？
蓝：在过去九年中，中国的改革进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有多少理由可以使改革步伐放慢甚至退缩回去，中国都选择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每次都给世界一个意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抓机遇”的意识很强，决心很大。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承受困难的能力和实行改革的决心超出外界的估计，这一点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当然会有影响。
记者：在过去九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遏制”发展为“接触”。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蓝：首先，两国之间要想解决具体纠纷，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利益的框架。去年中美两国首脑会晤，确定两国要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努力。迄今不过七个月的时间，双边关系就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回过头来看，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与中国对话，或者不以一种尊重对方的方式进行对话，又或者对话只是为了争论，谈崩了就制裁，那就不可能建立起共同的利益框架，美中关系的改善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其次，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内政策，因此，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有效，就不能不考虑到对方国内政策可能产生的一些制约因素；第三，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如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促进人权等目标的先后次序不可颠倒。白宫在1994年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这反映出美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
记者：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障碍，你如何看这一问题？
蓝：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仍是“一个中国，和平实现”；美国不应在海峡两边担当调解人或中间人的角色。我个人认为，台湾的经济前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它所在的这个地区以及它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是否健康。如果台湾同大陆摩擦不断，那么无论是它的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都是没有保障的。（本报华盛顿电）
